■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曾说，文化“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方李莉师从费孝通先生，多年来，她致力于乡村和传统手工艺城市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尤其以景德镇为重要研究案例，试图以其中的陶瓷手工艺变迁与重构来探讨有关人类社会转型等问题。她认为，认识中国首先要认识中国的文化基因。在当今人类社会探索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中国所具有的“农工相哺”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与自然相处的生态智慧正在重新起作用。本期讲坛邀请方李莉教授讲述“农工相哺”文化基因的当代价值。——编者的话

主讲人简介：

方李莉，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首席教授，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副主任、首席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英国杜伦大学人文学院客座高级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中国陶瓷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乡建等，承担过多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出版专著20部，各类杂志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多篇论文和专著被翻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等不同国家的文字并出版。

中国文化基因是中国人在自身的特殊地理环境中所产生的，通过一套礼仪制度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社会秩序、道德观念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并通过长期的历史时间不断锤炼和完善所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的特质、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中国的文化基因有许多的层面和许多复杂的内容，本次讲坛仅就“农工相哺”这一基因来加以论述。这一论述的思考起点源自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的“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认为的“尽管中国疆土广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维系整个中国（人）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是更加源远流长”等。

什么是有效的中国古代文明？什么是维系中国（人）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根据西方人的这些提问我们自己能做一些什么样的探讨？而探讨这些问题的目的不仅是要追溯历史，更重要的是要看清楚中国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我认为，在这样的探讨中我们一定要重视中国传统“农工相哺”生产结构的文化基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农工相哺”的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几乎所有人都关注到了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乡土中国”，却忽视了他提出来的“农工中国”的概念。这一概念告诉我们，中国自古不仅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国家，乡土中国和手艺中国共同构成了中国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模式，由此形成了自己有别于西方的传统文化，并几千年绵绵不断流传至今。

“农工相哺”的文化基因

费孝通先生提出，传统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工业，只是工业太分散，每个农民多少同时是个工人。他这里讲的工业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他认为，中国自古人多地少，仅靠种地是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的，只有依靠“农工相哺”才能达到。因此，在和西方现代工业接触之前，中国乡村中本来是有相当发达的工业的，男耕女织乃是当时农业经济之特点。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农民大多数都是手艺人，亦工亦农是他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

中国的手工业发达不仅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还与礼制有关。在古代的宫廷里有专门为宫廷礼制服务的“百工”，据记载，唐代的皇宫有“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到宋代这一制度就更加完善了，专为皇家制瓷的官窑就是从宋开始的。宫廷里的礼制流传到民间就成了礼俗、风俗。与礼制、礼俗相关的就是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建构，即手工业中所有的衣食住行的器具造型和图案装饰都与礼制、礼俗相关，由此形成了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体系，当时的国家就是依靠这样一套文化符号体系来达到民族认同，铸造“家国天下”的共同文化价值观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手工艺既是技术也是文化。

古代中国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从分类来讲有：一、官营手工业作坊，除专为宫廷日常生活器用服务的百工，还有矿冶、铸钱、造船、军器制造业等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工场。二、民间手工作坊，是私人经营的商品生产。三、分散在乡村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作为农民的家庭副业，其在手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代以后，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商品因素大大增加，反映在面向市场生产的专业户。在宋代官私文献中，常有“茶园户”“橘园户”“花户”“漆户”“纸户”“机户”“绫户”“磨户”“香户”等这样一些农村专业户的名称。

而且农民们的手工产品常常与有市场的城镇挂钩，一般来说，乡村中有定期定点的交易场所，称为虚市或者集市，随着贸易的发达，逐渐成为固定的集镇。集镇作为城乡的联结带，经济意义十分重要。

除了这些与乡村联系紧密的乡镇外，还出现了一些集政治、经济、商贸于一体的城市，许多乡镇手工业产品被贩卖到这些城市进行更广泛的流通。据统计，唐代达到10万户的城市只有十几个，而到北宋则增长到40个。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是继南京、洛阳、长安之后，世界上第四、第五个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汴京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50万-170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特大型城市。这些城市不仅是当时的文化政治商贸中心，也同样是生产中心，如据记载，南宋城内有410个行商，各行商均有许多从业者，其中除商业性的店铺外，还有生产与销售一体化的，即亦工亦商的作坊店铺。

中国以手工产品为基础的工商业到汉代已有相当发展，至南北朝时，工商业更盛。也正因为如此，远在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就一直销售到了古罗马，可以说那是当时人类最远距离的贸易活动。到唐代时，中国已是“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也就是那时，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主导下，通过水路运输展开了人类第一波全球化的远距离贸易。当时（中国）远航外洋的船甚多。唐太宗时，建筑家阎立德在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500艘。自东海、黄海直上高丽，另一方面亦有远至红海的商船。在法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中写道，在19世纪欧洲工业产品席卷全球之前，中国的物质产品一直是世界最优良的商品，当时在海上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中，商人们贩运的不仅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还有铁器、铜器、漆器等，其中包括铜镜、铁锅、火钳都从中国购买过来。可以说，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物质文化影响了整个的旧大陆。即使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的商人也主要是以中国的物质产品的贩运为主，而且，也就是自那以后中国的物质产品才真正被全球化了，不仅深入到了欧洲市场，还被欧洲人运送到美洲和大洋洲市场。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认为，从汉代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制产品具有公认的优越地位。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也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

而且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使当时的中国真正达到了城乡一体化，其城乡一体化不仅是体现在产品的生产和相互流通上，也体现在资金和人才的相互流通上。产品的流通主要是乡村的成品或半成品及原料提供给乡镇，生产出的产品或加工过的产品被运送到城市销售或深加工后出口到不同国家；资金和人才的流通则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中国是一个以“家”为本的国家，家族血脉的传承是文化中核心的核心，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家族的根都连接着每一个村庄。而在每一个村庄里都建有祠堂，祠堂里供奉着代代相传的祖先，而每一个活着的人有一天都会成为祖先，祖先的业绩通过后代的传颂而被保留下来。因此，许多从乡村到城市的经商者或为官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成功以后的光宗耀祖，经商者挣了钱，就寄回家乡，修建祖屋，同时为村里修桥铺路，建祠堂、办私塾等；为官者，一旦年老就叶落归根，返回从小生活的乡村，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人脉关系继续为家乡服务。这些乡村中的人才，他们是乡村联系城市的中间媒介，也是乡村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这样的循环往复，乡村和城市就形成了一个相互联动的系统。

正因如此，古代的中国乡村，与其他国家同时期的乡村相比较，不仅是属于相对富足的乡村，还是具有文化气息的乡村，里面不仅生活着农民，也生活着许多的社会精英。但工业革命以后，动力的改变，产生了都市，集中了劳工，把工业和农业的地缘拆散，工业脱离了乡村独立了起来。“都会兴起把乡村里一项重要的收入夺走了”，而且许多读书人离开乡村后，无论是为官还是为商都不再回乡而留在了城市，为此，机器代替手工造成了20世纪中国乡村的相对贫困。

“农工相哺”的当代价值

前面所讲，我们可以看到，“农工”的文化基因在历史上曾经让中国成为一个相对富足的“农工”大国，但在近代也是因为这种“农工”的乡土基因让其成了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工”是手工的工，在传统社会这是一个发达的技术手段，但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革命以后，这就成了一个落后的技术手段了。正是因为技术手段的落后，百余年前中国沦为了贫穷落后的国家。

费孝通先生一生“志在富民”，其目标就是帮助农民找出路，其实也是在帮助中国的发展寻找出路。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的药方是，让工业下乡，而不是农民进城，因为他认为，没有了工业，没有了“农工相哺”的生产结构，乡村将会陷于贫困，因此，他希望在乡村发展工业，让农民不离乡土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在当时城市集中化生产的背景中，在乡村保持乡村工业是很困难的，所以，他曾提出，“要改变乡土工业的技术，最重要的是乡村电气化”，并“必须有计划地把现代技术、组织、精神输入乡村”。他的这些观点，是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在当时来说，是超前了，也可以说，是当时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还达不到他的理想。

但在人类社会发生了新能源革命，物联网、智能系统、工业4.0等一系列新的工业革命以后，整个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由工业化时代的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开始向社会转型中的扁平化、分散化、小型化方向发展时，我们似乎看到费孝通先生当年的理想有可能在今天的乡村实现。为此，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在乡村振兴中我们能否重新走向“农工相哺”的生产结构，将“乡土中国”推向“生态中国”？也就是说，未来在乡村的发展中可以推行手工业的“工”和3D打印、智能化生产的“工”。即是说，这样的“工”是在高科技和高人文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其既是和网联网、3D打印相结合的手工，又是与当地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手工，是一种文化产业、旅游经济、体验性艺术活动等。若能如此，不仅可以使农民留在本乡本土，还可以让许多农民工重新返乡从艺。

我长期在田野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中关注到近年来这样的现象正在纷纷呈现。在大量第一手考察资料中，我看到了有从沿海工厂或北上广返乡做陶瓷、做刺绣、做染织，也有做家具、做各种木工雕刻等的农民工。这样的现象如果能够成为一种趋势，就有可能解决在社会转型中的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美国学者凯文·拉古兰德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转型、面临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时提出：“我们如何避免这次工业革命像历次工业革命那样带来大规模的失业、贫困、混乱甚至暴力？”他认为，其“带来的最大冲击将集中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些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有人预测：“到2025年，软件、机器人与智能机器会取代美国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在今天的欧洲，我们也已看到他们“正在经济压力、难民潮、广泛的失业和不断增加的收入差距中蹒跚前行”。其实不仅是欧洲，许多的国家都在面临这一挑战，中国乡村的未来发展要把我们将面临的这些问题提前思考进去。如果中国的乡村能够重新恢复“农工相哺”的产业结构，我们重新理解和研究古代中国“农工并重”的基因就非常重要，虽然100多年以前中国的落后，可能是这一基因造成的，但今后中国的再次崛起，还有可能是这一基因在起作用。因此，这样的研究非常有意义。

重新理解“农工相哺”中的“工”的价值

任何一个文明形态的转型都与其技术手段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文明之所以会代替农业文明，就在于机器代替手工的技术模式。未来人类社会有可能会迈入更高级的文明，可以称之为数字文明，也可以称之为后农业文明或生态文明等，而且如果工业社会被称为物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则可以称之为知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智能化生产手段将有可能代替机器，加上网络化的全面覆盖，高铁、飞机等的普及，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手工将有可能会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成为未来物品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之所以会如此，有如下因素：

（一）体验性经济将会促使手工艺的复兴。在高度智能化和网络化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追求的不再是物化和效率化的生活方式，而是知识化和体验式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中，文化产业、旅游业开始盛行，其引发的是再地方性文化的复兴和发展。一个地方性的传统文化符号和传统人文景观往往是由地方手工艺构成的，其取材于当地，手艺传承于当地，具有浓厚的地方性特色；不仅吸引人们去购买，还吸引人们去体验其制作的过程。在工业化时代手工艺之所以被抛弃，是因为其效率太低，生产速度太慢，但在现今高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中，人类需要一种将节奏放慢，并能让心灵安静下来的生活方式，手工劳动就是这种既有温情脉脉，又有个性及劳动乐趣的、慢速度的高感情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如果能回归乡村，让中国又重新回到“农工相哺”的生产结构，也许是未来乡村振兴中的一个重要思路。

（二）生态保护将会促进手工艺的复兴。工业文明是以机器为手段产生的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使得人造物中的“用”和“人格”及“文化意义”之间发生了分离，造成了全世界使用的都是标准化、一体化的工业产品。大量生产的廉价的一次性用了就扔的纸杯、塑料袋、碗筷等，不仅造就了全世界所有城市具有统一的人文景观场景，还由此产生了一个具有浪费特点的生活方式。手工艺的复兴，不仅能让人通过手工劳动重新将自己塑造成新一代心灵手巧的人，还可以重新赋予物的人格化、个性化。这种富有人格化的物，因为注入了制作者和定制者的情感，成为拥有者的个人象征，因此，会得到人们的珍惜。也许就此会恢复资源节约的文化传统，缓解地球资源破坏等状况，由此，会产生出更环保、更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和价值理念。

这样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在未来高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完全有可能会出现一场新的手工艺复兴的浪潮。如果是这样，中国强大的手工业基因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由于工业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其手工业劳动基本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在中国，由于是后发达国家，加上国家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工艺美术产品换取外汇的方式，使不少地方传统手工业一直保存相对完好，因此，手工业的复兴基础很好，而且目前已有此趋势，在我长期带团队所做的田野考察中就能看到，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旅游和仿古市场的需要，许多地方都在零星地复兴手工艺作坊，在全国不同的城市和乡村，形成了一个个手工艺的集散地。如，在景德镇有12万至16万人从事陶瓷生产工作；在宜兴有近万家做紫砂壶的作坊，容纳约10万手工艺人；在莆田有近20万从事红木家具的木工手艺生产者；在江苏镇湖有7000绣娘，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有5万多绣娘，等等。还有一个案例：云南鹤庆新华村的农民们由于向藏区学习了制作银器的手工技术，开始通过这一技艺的运用，向云南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首饰佩饰、生活日用器皿、旅游银饰纪念品等，并与文人雅士的设计审美品位相结合，成功进入到城市中产阶级消费市场，有效地实现了以手工艺生产使乡村脱贫的发展道路。以上的现象告诉我们，手工艺的复兴不仅可行，而且也正在不同的地域行动。

重建“农工相哺”的新乡土社会

如果手工艺能重新在乡村复兴，乡村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前途，这个前途就是让农民返回乡村，让知识和资本返回乡村，让其重新成为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故土。而不是把乡村建设成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驿站，仅仅让其成为城市人旅游和休闲的地方，也就是有人提出的“城乡中国”的概念。而我提出的“生态中国”或“新乡土社会”，是希望乡村重新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具有精神寄托的家园，具有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之地。若能如此，不仅农民可以回乡发展，就是许多从乡村出去的退休企业家、官员、教师、学者也可以考虑叶落归根，为重返家乡发挥余热。他们带回去的将不仅是人脉关系，还有资本和知识。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今天我们如何再接续这种传统，找到乡村社会复兴的多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为此，我曾提出了一个“后农业文明”的概念，并撰写了系列的文章。文章中认为，城市化是由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推进并加速的，但当人类社会进入了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后，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全球范围内，那些还没有完全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乡村能否跳过城市化直接与第三次、第四次的工业革命的成果对接，走出一条“后农业社会”的发展模式？文章旨在希望在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的背景下，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面对全球开启一个重要的讨论，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乡村振兴都可以不走西方城市化的老路，直接实现乡村的网络化、智能化、绿色能源化等，推行一种更先进的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从而帮助一些后发展的经济体超越传统工业化的道路，以进入到一个更环保、更绿色、更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道路。若能如此，乡村不仅不是一个落后的地方，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后发优势的地方。

因此，我认为无论从中国的“农工相哺”的乡土文化基因，还是从当下的国家战略以及中国所具备的硬软件设施来看，中国都是最有条件率先走出这样一条道路的国家。我相信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所蕴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