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头条:钱穆的“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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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钱穆早年的《先秦诸子系年》被陈寅恪称为“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为“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1930年,经顾颉刚鼎力相荐,钱穆北上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问及大家到校印象。钱穆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京大学特地召开校务会议,讨论钱穆的意见,最终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均采用中国名称。校园北角那块景色秀丽的湖,则由钱穆命名为“未名湖”,作为北京大学的象征保留至今。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留学美国,就学于杜威教授,并终身服膺于实验主义,自称是杜威的信徒。1919年留美回国后,倡导新文化运动,批判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并主张“全盘地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

而没有念过大学,非学院派,也没有留过洋,非留洋派的钱穆主张对待中国历史与文化,始终要怀有“温情与敬意”。他反对胡适的“新文化”主张,认为“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钱穆始终坚守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位,在后来他享有盛誉的《国史大纲》引论中,开门见山地痛切指出:“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乃不见其为病。”

1941年10月,钱穆在媒体上发文称:“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他认为,“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1963年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时,“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二字,也出于钱穆。当时建校时曾计划过多个名字,比如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就叫中文大学”,这并非指代语文,而更倾向于文化之意。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宁可离开也不愿动摇“原则之争”,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叹声连连,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

钱穆曾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去,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1986年,他在素书楼讲完人生最后一课,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人民政协报》(2023年03月23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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