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热门:那些与疾病抗争攀登的高峰
在六月九日至十日举办的第四届全球消化内镜直播活动上,周平红(右一)向全球同道做下咽部肿瘤内镜ESD切除演示。
(资料图片)
将内镜治疗的“禁忌证”改写为“适应证”,从香菇中提取天然多糖治疗癌症,创立晚期肠癌精准化疗的亚洲方案……这些曾经轰动医学界的科技创新成果和他们的发明人,在6月11日首都医科大学的学术报告厅里,再次引人瞩目。
这一天,报告厅云集了韩启德、王志珍、张伯礼、郎景和等众多医药学界大家及首都医科大学的师生们。大家热情澎湃,一起见证一场高光时刻——2021、2022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和吴阶平医药创新奖颁奖典礼。
全国政协委员杜斌、湖北省政协委员张玉、上海市政协委员周平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徐瑞华等10位临床医药学家,获颁吴阶平医药创新奖。这一中国医学界的高级别奖项,旨在奖励医学、药学研究和应用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优秀中青年代表。
医药创新,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每一位获奖者的背后,都谱写了带领团队与疾病抗争的故事。
把内镜治疗部分“禁忌证”改写为“适应证”
在消化内镜领域,上海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周平红是一面旗帜。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创了多项内镜微创治疗的新技术,有力地提升了中国消化内镜的国际影响力。
“医药创新这条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奖项,不是对我个人的褒奖,而是对我们整个团队几十年来取得的临床微创成果的肯定。这些年来,我们的医学中心攻坚克难,终于在消化内镜领域走出了中国人的国际舞台路,这与吴阶平医学创新奖的精神是契合的。”在颁奖大会上发表获奖感言时,周平红很是激动。
在诸多充满不确定性的探索中,用于治疗消化道浅表早癌的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是周平红团队颇具代表性的成果。
“过去,消化内镜仅被看作一种检查工具,传统的外科手术切除术则被认为是治疗消化道早癌最适宜的方式。随着消化道早癌检出率逐年提升,以及消化内镜下微创治疗技术不断发展,内镜微创治疗已成为消化道癌症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的内镜手术只能切除直径2厘米以下、表浅的黏膜层消化道早癌,一旦在内镜下发现2厘米以上的肿瘤,只能分片、分块切除。这意味着肿瘤有可能残留在胃肠壁上而导致复发。”周平红向记者介绍。
于是,为了实现在内镜下也能切除2厘米以上黏膜良性病变及黏膜层肿瘤,周平红带领团队于2006年在国内率先开展了ESD术式尝试并获得成功。这一术式,患者体表无伤口、恢复快、并发症少,不仅能够提供完整而准确的病理学诊断,降低手术复发的概率,还能够保留患者消化道器官的正常功能。
“比如早期胃癌和食管癌,传统的消化道外科手术常常要切除相当比例的胃和食管,创伤较大,而ESD则可以保留胃和食管,患者的预后及术后生活质量都有了更明显的提高。现在,ESD技术早已经在临床普及开来,将肿瘤完整地切除也成了ESD术式的‘金标准’。”周平红介绍,在此之后,他又带领团队开创了“经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这一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新术式,以及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STER),二者直接推动了国际指南将内镜治疗的部分“禁忌证”改写为“适应证”。
更加让周平红引以为傲的是,近年来,来自欧美和日本等20多个国家的百余名专家,先后选择到中山医院内镜中心进修学习。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患者,也来到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接受内镜微创治疗。在周平红看来,这样的景象,也像吴阶平医学创新奖一样,是一种“职业的嘉奖”。
把治愈肿瘤从“不可能”变成“可能”
来自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徐瑞华教授,是一位肿瘤内科专家。他的团队,在消化系统肿瘤早诊筛查和治疗方面,同样取得了领先国际的创新性成果。
以消化肿瘤新型诊断体系为例。徐瑞华团队开创了肝癌和肠癌的循环肿瘤基因(ctDNA)甲基化早诊新技术,并对技术成果进行转化,研发了全国首个肝癌甲基化诊断试剂盒,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简便无创的消化肿瘤筛查新方法。
“这个新型诊断体系‘新’在哪儿?还要从我国肿瘤防控面临的现状说起。国家癌症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消化系统肿瘤每年新发200万例,占全世界新发病例的40%。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医疗资源分配不够均衡,尚不足以开展以超声或内镜为主的全民筛查,这导致了早诊率低,大多数患者确诊消化肿瘤时已是晚期。因而实现早期诊断,成了目前我国各类肿瘤防控面临的最大难题。正是从这样的临床需要出发,我们团队提出了循环肿瘤DNA甲基化用于消化肿瘤早诊的新理念,并突破了关键技术瓶颈——通过开展消化肿瘤大样本队列研究,找到特异性的甲基化分子标签,实现了筛查准确性超过90%,这是消化肿瘤早诊的新突破。”徐瑞华告诉记者。
除了早筛早诊,徐瑞华团队还建立了晚期肠癌治疗的新体系,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其实,肠癌本来是在欧美国家高发的‘西方病’,但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肠癌的发病率明显上升,已跃居为国内第二高发肿瘤。这些确诊的患者中,有约80%是晚期肠癌患者,他们的疗效差、负担重。为此,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研究,揭示了消化肿瘤转移耐药的新机制,首创了中国维持治疗新方法和分子分型指导下的个体化剂量设计的亚洲方案,打破了晚期肠癌传统化疗易耐药、毒性大的困境,使患者生存期大幅延长,实现了肠癌的精准化疗。”徐瑞华介绍。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在肠癌化疗耐药后,徐瑞华团队还建立了3个靶向治疗新方案,使化疗耐药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通过上述系统创新,我国晚期肠癌疗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年生存率达35%,与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水平相当。更加让人欣喜的是,对于部分综合治疗达到消除所有肿瘤病灶的晚期病人,有1/3甚至可实现根治。
“癌症,最终是会得到治愈的,人类在征服癌症的路上,已经进入一个决胜的高地。作为一名以抗击肿瘤为使命的医生,我的目标就是让治愈肿瘤从‘不可能’一步步走向‘可能’。”徐瑞华坦陈,获奖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努力提高我国的诊治水平、推动中国肿瘤内科学发展,才是他矢志不渝的心愿。
把“真空地带”的药代动力学技术瓶颈攻克
作为药学专家,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玉的名气说大很大,说小又很小。大,是因为他在天然多糖和精准用药两个研究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小,则是因为尽管药学是临床诊疗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在保障合理用药、提高医疗质量、加强医保控费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老百姓对药学研究却知之甚少。
以天然多糖的研究为例。张玉团队曾凭借《香菇多糖代谢及抗肿瘤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那这个研究领域有哪些奇妙之处呢?
“糖类物质,是生命存在和活动最基本的三类物质之一。随着糖生物学、糖化学、糖生物工程技术等多糖相关领域的迅猛发展,来源于中药材的天然多糖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天然多糖具备免疫调节、抗肿瘤、抗糖尿病、保护肝脏等广泛的药理活性,同时公认其毒性较低,在药物开发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近年来,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工作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功开发以天然多糖为主要活性成分的药物,不仅对疾病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需求。然而,天然多糖分子量大,空间结构复杂,其结构解析,构效关系、药理机制、药代动力学研究,均比较困难。尤其是其体内药代动力学研究,因检测手段匮乏,基本属于真空地带。这不仅严重限制多糖新药的开发,还影响多糖药品上市后的临床评价。”张玉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
面对这种难题,张玉选择了带领团队在多糖研究领域“啃骨头,撞南墙”。
“深耕20余年,我们团队已针对香菇多糖、黄芪多糖、当归多糖、铁皮石斛多糖、菝葜多糖等中药多糖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在多糖药代动力学领域,率先根据天然多糖不同官能团和空间结构特点,引入荧光/核素探针。这犹如给多糖安装了一个GPS定位,可以示踪多糖体内吸收、分布和代谢行为,突破了多糖体内药代动力学研究的技术瓶颈。”张玉介绍,其团队的相关研究成果已授权5项国家发明专利,其中1项成功转让,为天然多糖转化为药品提供了技术支持。
也是因为这些研究成果,张玉被陈孝平院士和王广基院士联名推荐为吴阶平医学创新奖的获得者。
发表获奖感言时,张玉同样十分激动。他说,这个奖项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他将继续弘扬吴阶平院士倡导的“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家精神,在医药创新领域再出发、再探索。
这,也正是吴阶平医学创新奖设立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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